是人情偏袒還是鐵麵無私，這實質上昭示了儒家與法家的本質區別。儒家希望以人情打造社會的凝聚力，法家則希望以法條打碎社會上那些自動自發的凝聚力；儒家的理想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小共同體結成的大共同體，最小社會單位是家而非個人，君主位於共同體結構的中心點上，君權受到共同體的限製，法家的理想社會則是臣民之間彼此漠然的一盤散沙，沒有任何共同體可以製約絕對君權，君主則高踞於這盤散沙的製高點上。
鐵麵無私的執法者在儒家眼裏總脫不了或多或少的令人討厭的法家氣息。譬如王夫之議論漢代名臣趙廣漢之死：“漢宣帝素來以苛察著稱，然而當他誅殺趙廣漢這樣苛察的官吏，竟然直到如今都還有人為趙廣漢鳴冤，可見流俗迷惑世人之甚，影響力千年不絕。當包拯受到重用的時候，有識之士擔心會有亂局出現。君子的遠見卓識實在不是庸人所能揣測的啊。”（《讀通鑒論》卷四）
據《漢書》本傳，在趙廣漢臨刑之際，官吏、百姓數萬人守在皇宮門口哭號，甚至有人甘願替趙廣漢去死，唯願後者能夠繼續造福百姓。我們不難想象，一位官員若能贏得這般的官聲，簡直該算是為官者之典範了，而王夫之一代飽學鴻儒、氣節之士，究竟是出於何種理由而提出如此令人驚詫的抨擊之詞呢？
考之史籍，趙廣漢在京兆尹任上確實做到了不畏權貴、為民除害，保一方百姓平安，但他的施政手段完全是申韓之道，大大違背了儒家倫理。試舉一例：潁川的豪門大族彼此通婚，官府與民間多有勾結，趙廣漢對此非常憂慮，於是想方設法要破壞這種融洽無間的共同體結構。他設置了一種叫作“缿筒”的東西，大略相當於市長公開信箱，供人投遞檢舉信之用。在收到檢舉信之後，趙廣漢削去信上的署名，假托信中內容係出豪傑大姓子弟之口，借此離間宗族關係。結果強宗大族在杯弓蛇影的緊張氣氛裏迅速由團結融洽而反目成仇，終致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官吏和百姓互相揭發檢舉，趙廣漢以之為耳目，破案率顯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