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喜歡大而化之，官不必廉，法不必密，公道不必強求。歸根結底，國政隻是家政的延伸，而家政的要領正所謂“不瘖不聾，不成姑公”——這則民諺至少在漢代便已有了。
王夫之以漢人宗均為例，說宗均為官之時下令撤銷了捕捉猛獸所用的檻阱，九江一帶的虎患反而平息了。個中原委並不難知：人與老虎相爭，人當然無法取勝，而人一旦有了檻阱，就不再害怕老虎了，以致蹈危而不覺。宗均的政令中說“江淮有猛獸，猶如北方有雞豚”，意思是說，猛獸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我們沒辦法滅絕它們。那麽，隻要人們心中常存這個認識，路途中又沒有檻阱為自己壯膽，也就不會輕涉險地了。其實，為政也是一般的道理。王夫之最後歸結說，劉備和諸葛亮崇尚申韓之術，以至於蜀漢政權短祚夭折，至於包拯、海瑞那般疾惡如仇的人，是尤其不值得稱道的。（《讀通鑒論》卷四）
在王夫之看來，包拯和海瑞不過是趙廣漢的繼承者而已，他們雖然功勳卓著，雖然贏得了萬民稱頌，但他們的所謂功勳僅僅是一時之功，卻給世道人心造成了數百年都無法平複的傷害。
可資參照的是，北宋嘉祐三年，歐陽修繼包拯之後擔任開封府尹，一改包拯的剛猛作風，隻是簡易循理而已。有人以包拯的榜樣勸諫歐陽修，後者答道：“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隻要用其所長，政務總能辦好，如果強用其短，政務必定處理不好。”歐陽修的意思是，包拯生性剛猛，所以為政適宜剛猛之道；自己生性寬和，所以為政適宜寬和之道。後來的事實證明歐陽修的寬簡之政並不比包拯的剛猛之政遜色多少，及至清嘉慶十五年，開封府署興建二賢祠，並祀包拯、歐陽修，祠堂於東西兩側各立一塊牌坊，一書“包嚴”，另一書“歐寬”，兩者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