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能夠使下層階級感到欣慰的是，上層階級在享有特權之餘也承擔著一定程度的責任與義務，至於這些責任、義務是否與其特權相應，那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了。譬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士大夫要死節，君主要死社稷，而庶民完全可以在社稷存亡之際采取“有奶就是娘”的生存策略，明白“禮不下庶人”之理的士大夫階層沒理由苛責他們。
出於對社會秩序與社會風氣的維護，士大夫的親屬也要承擔連帶的責任與義務。隋初李諤看到當時每每公卿死後，其生前的愛妾、侍婢會被其子孫嫁出或賣掉，以此牟利，而此種事情居然漸成風俗，不禁讓人痛心禮教之凋敝。於是李諤向隋文帝上書，深以此情為非。自此以後，五品官以上者，妻妾不得改嫁。（《北史·李諤傳》）當然，這樣的禮教義務是有相應經濟基礎的，若換到窮苦地方與遊牧部落，哥哥死後，弟弟有娶寡嫂的義務，因為若不如此的話，寡嫂就會斷絕生活來源。那麽，既然士大夫階層與庶民階層經濟基礎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政治地位不同，責任與義務不同，同罪同罰顯然就不那麽合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