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帝王對此態度不一。儒家氣質的帝王會與賈誼心有戚戚焉，致力於打造一個尊卑有序、層次分明的和諧社會，使同罪同罰的原則僅限於同一個社會階層內部，使鄉村社會形成相當程度的宗族自治；法家氣質的帝王更喜歡簡單的二元社會，即全社會隻有上下兩個階級，上層階級隻有帝王本人，其他所有人都屬於下層階級，法律對下層階級一視同仁，等而下之者就是君主言出令隨，君主的意誌就是法律。當然，除了帝王的氣質與偏好之外，社會結構之現實也是一個有著相當決定性的因素：越是貴族化的社會，越是傾向於前者；越是平民化的社會，越是傾向於後者。
唐太宗貞觀二年，大理寺少卿胡演進呈囚犯名簿，帶囚犯列隊經過殿前。太宗認出行列中有岐州刺史鄭善果，便對胡演說：“鄭善果雖然有罪，畢竟品級不低，不宜與其他囚犯同列。以後凡三品以上官員違法犯罪者，不必帶來殿前過目，隻讓他們在太極宮承天門外東西朝堂聽候處分。”（《通鑒》卷一百九十二）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政策，一方麵是因為唐太宗在立國方針上聽取了魏征的意見，以儒家仁道致力於“再使風俗淳”，另一方麵是因為唐初門閥傳統尚在，世家大族享有絕高的聲望與地位。鄭善果恰恰就是世家大族出身，稚齡襲爵，風光無限；鄭善果的母親是著名的清河崔氏之女，言行舉止莫不體現著貴族家庭的謹嚴門風，對兒子的教養也是一整套完善的貴族式教育。科舉製度其時雖然方興未艾，但還遠遠沒有形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局麵。
盛行於明代的廷杖製度（嚴格說來，這與其說是一項製度，不如說是一種現象）就其形式本身而言實在是對士大夫階層莫大的侮辱。自洪武以至崇禎，杖聲不絕，而廷杖在形式上極盡侮辱之能事。明末古文大家魏禧記有薑埰受廷杖時的生動經過：皇帝必派遣宦官監視，一眾朝臣朱衣陪列，中使與錦衣衛各三十人分列左右，下列旗校百人，皆穿襞衣，執木棍。聖旨宣讀完畢之後，有人用麻布兜將薑埰兜住，自肩脊以下束緊，還要縛住雙足，四麵牽曳。受刑者露股受杖，頭臉貼地，塵土滿口。（《明遺臣薑公傳》，《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