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風的影響力永遠大於家風，而事情的另一麵是，即便是貴族君子，也不能小覷錢財。是的，僅憑家風、教育尚不足以維係體麵，物質基礎同樣不可小覷。簞食瓢飲、弊衣陋巷的樂道生活畢竟過於苛刻，隻適合顏回、原憲那般出類拔萃的人物。至於普通人，“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這句話原本指的是“民之為道也”，然而傳統貴族之所以重義輕利，家族恒產其實是一項極重要的道德保障。追溯到周代封建，貴族有固定的采邑收入，辭職去官也可以活得體麵。換言之，股東有股份收益作為生活保障，不必依賴職務收入，雇員卻隻有職務薪酬，離職意味著即刻斷絕收入來源。那麽顯然相對於股東，雇員對職務的依賴性更強，對老板的頤指氣使等由職位帶來的委屈的容忍度也就更高。
於是帝王就會麵臨一種選擇：如果更希望經營一個尊卑有序、風俗淳善的賈誼式的社會，很多時候就沒法威福自作、予取予奪，而是要以十足的禮儀和恭謹來安撫那些上層人士，要時時處處顧及他們的顏麵，還要注意培育地方社會的宗族自治傳統；如果更希望經營一個專製帝國，讓自己可以威福自作，讓所有人在自己麵前都同樣地俯首帖耳，就不能容許除自己之外還有其他國家股東的存在，同時還必須打破地方社會的宗族自治，轉而實行編戶齊民的戶籍製度，使人與人更加疏離，使人心變成一盤散沙。
這兩種情形各有利弊，帝王們一般也不會真的那麽走極端，而總是在這兩極之間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折中點——要麽更偏向賈誼式的階級社會，向貴族化靠攏；要麽更偏向秦帝國式的散沙社會，向平民化靠攏。所以曆朝曆代所推行的各項國家大政都會在“貴族化—平民化”的坐標上占據某個位置，譬如西漢選拔官員，曾經對家庭財產有過要求：有十萬資產的人才可以做官。後來漢景帝下令減十萬為四萬。(1)漢人應劭論述古代風俗，說古時為求廉政，鑒於“衣食足，知榮辱”的道理，規定隻有資產十萬以上的人才可以進入仕途。王夫之反駁說，以這樣的邏輯，就好比擔心有人酗酒而將醉鬼請上筵席一樣。（《讀通鑒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