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著名詩人裏不乏自媒的高手。即便是李白那般不屑於科舉的人，在向韓朝宗自我推薦的時候也會吹捧對方“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誇讚自己“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在今天看來實屬肉麻至極。杜甫到長安求仕，不斷寫詩投贈王公顯貴，甚至在詩中拜托京兆尹鮮於仲通幫自己走通巨奸楊國忠的門路，一天天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日子。
誇張一點來說，科舉考試的成功與否，士子是否擅長自媒實在是第一要因。對於那些不屑且不擅長自媒的人而言，倘若再缺乏優越的家庭背景，必定隻會迎來一個無比黯淡的仕途。譬如李商隱，他在少年時代所接受的學術訓練與人格培養都使他疏離於唐代的主流社會之外，這使他在將來的成年世界裏對自媒行徑充滿鄙夷。他在一篇祭文裏談及自己的性情：“不忮不求，道誠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重祭外舅司徒公文》）正是這最後的一點人格堅守，正是對自媒自炫的極度蔑視，使他在後來的科舉與仕途中屢屢碰壁，使他一次次敗給那些擅長自媒的競爭者——資源總是過度稀缺的，你縱然全力以赴地去爭奪，也未必能贏得自己的一份，更何況你甘願被各種不合時宜的道德鎖鏈縛住手腳。
僅在科舉製度施行未久的唐初，以博涉文史知名的薛登作過長篇奏疏以言其弊。後世論科舉之弊者甚多，但一切見地幾乎不超出薛登此文。而且這篇文章在極具卓識之餘，文辭斐然成章，值得再三涵詠，故全文照錄如下：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