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漢武帝時代變無為之治為威權政府，傳統人才選拔製度衰落，見利忘義、寡廉鮮恥迅速成為官場風氣。(1)東晉以至南朝應該算是更具典型意義的時代，當時就曾出現過寒門子弟多掌機要的局麵。清代史家趙翼分析說，那是門閥時代，高門大族門戶已成，論資排輩就可以坐等高官顯爵，所以世家子弟既不屑於竭盡心智以邀恩寵，又在清談之風的盛行中視公務為俗務。但公務總要有人去做，於是機要重權自然會漸漸集中在寒門子弟的手中。
今人多認為寒門弟子的上位是為陳腐的政壇注入新鮮血液，為疏闊無能的官場增添一些必要的實幹家，這當然是一股進步的社會力量。然而事實上這些寒門子弟把政局搞得更壞了，使貪腐盛行，一發不可收拾。趙翼的解釋是，一般而言，出身寒賤則器小易盈，不知大體，一朝上位就很容易招權納賄，不再顧惜名節。其中雖然也有少數好人，但乘勢作奸者畢竟是大多數。小人卻擁有了君子的權柄，害處實在是說不盡的。（《廿二史劄記》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這樣的政治弊端非但不是科舉製度可以挽救的，反而最有可能改頭換麵地重現於科舉社會之中，薛登的洞見其實一點沒錯。然而科舉積弊確實就這樣長此以往下去了，終李唐王朝，任何意圖改弦更張的人都難免生出螳臂當車的無奈。
時經安史之亂，在內憂外患夾擊之際，禮部侍郎楊綰向唐肅宗上疏陳述科舉之弊，建議恢複漢代察舉孝廉的製度。看上去這樣的建議絕非應當務之急，然而楊綰有著和薛登一般的憂思：科舉製度實為敗壞國家風教的罪魁禍首，製裁得越晚，風教便越發難以收拾。最令楊綰痛心疾首的是，科舉考生們到處聯絡豪門權貴投刺拜謁，一方麵趨炎附勢，窮形盡相，另一方麵自吹自擂，自賣自誇，寡廉鮮恥者莫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