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即便僅僅從行政效果的角度來看，科舉製度也有其天生的弱點。如果我們把施政看作一種技能的話，那麽就無法否認家族傳統對於一項絕不簡易的技能而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戰國時仍有俗語說“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史記·孟嚐君列傳》），這一方麵是有世官世祿製的殘餘，另一方麵也是家風熏陶所致。而當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時候，正顯示著奉行法家政策的秦製是如何打破尊卑秩序，使下民生出僭越之心的。
古人認為請醫生看病務必要請那種祖上三代行醫的世家子弟，政府還會要求各類工匠必須祖祖輩輩世守其業；既然一個商人出身的泥瓦匠和一個屠夫出身的醫生顯然很難取信於人，為什麽一個農民出身的政府官員就有十足的理由讓人們相信其行政能力呢？
周代傳統，非但做官有世官世祿，百工也要世代相襲。後世雖然人的自由度提升了，但這一傳統精神依然不絕如縷。譬如唐初，高祖李淵任命胡人舞蹈家安叱奴擔任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認為此事不妥：“古時樂工不能與士人同列，即便是子野、師襄那樣道德高尚的樂師，也都遵循著世世代代不改變職業的傳統。隻有北齊末年封曹妙達為王，封安馬駒為開府，後世君主皆以此作為亡國之鑒。”（《通鑒》卷一百八十六）
即便是現代的西方社會，社會學家也從統計數據中分析出，對一個人的成長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他的出身，這也是無論古今中外隻要從樸素的生活經驗就可以隱約感知得到的結論。但人們對出身論的道德意義褒貶不一。
在現代社會當然貶多於褒，但在古代社會恰恰相反，最著名的理論就是柏拉圖的“高貴的謊言”。柏拉圖懷著高尚的情操提出，統治者應當不惜以偽造神話的方式來固化人們對出身論的信仰——這信仰的內容雖然是一個騙局，但於國於民有著絕大的益處。無論如何，一個人浸**於其中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在成年之後的性情、偏好、技巧與思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