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此這般的帝王機心總不便於明示天下，天真的儒者們也總是願意把帝王想象成有一顆大公之心的誠摯領袖。而大公之道，如果借用一下道家的邏輯，那就應該是“大公若私”的——看似以法律麵前絕不人人平等的原則支持特權，看似以絕不把一碗水端平的荒謬態度欺淩弱勢群體，但這樣的“私”歸根結底都是“大公”。如果我們以這樣的認識來回顧鄭氏的故事，那麽我們就會理解：如此簡易的治家之法雖然在江盈科的記載裏簡直像個笑話，但儒家理想中的“修齊治平”當真就這般大而化之，以至以簡馭繁，以不變應萬變。
是的，從儒者的政治理想的角度來看，一個尊卑有序的大家庭隻需要粗略的家規，絕對要不得冰冷而繁文縟節的法律。那麽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醇儒們批評了子產，批評了趙廣漢，批評了包拯之後，若他們自己處於類似的局麵，肩負治理一方之任，他們究竟會怎麽做呢？
趙廣漢做潁川太守的時候，以智計與苛察大擅勝場，政績斐然，即刻便收立竿見影之效，這是前文中已經詳細描述過的內容。巧合的是，恰恰就在趙廣漢調任之後，繼任為潁川太守的韓延壽為我們展現了一番截然相反的施政措施。
韓延壽所接手的潁川，其風俗道德足以令任何一位心懷真誠的儒家官吏痛心疾首。前任趙廣漢雖然收效於一時，卻搞得民風大壞，百姓爭訟成風，彼此多結仇怨。韓延壽到任之後，以移風易俗為首務，信用父老，複興古禮，消弭仇怨。可想而知的是，這樣的舉措要想看到成果一定需要有很好的耐心才行，而正如前文中孔穎達指出的那樣，地方官的任期到底不長。幸而在幾年之後，當韓延壽調任的時候，新任潁川太守黃霸延續了前任的政策，這才成就了地方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