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義有時也會用到普羅大眾的身上。譬如潁川太守黃霸，漢宣帝的表彰詔書裏稱其為政寬簡，而治下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沒有重罪囚犯，故此賜爵關內侯，賜黃金百斤。黃霸的施政方針，一言以蔽之就是禮義教化。但我們難免懷疑，禮義教化難道真能在短時間裏起到如此大的作用，以至於連一個重罪犯人（比如死囚）都沒有嗎？難道死刑在黃霸任上的潁川就從來不曾施行過嗎——實際情形是這樣的：對於犯法的人，黃霸並不是依照律法定罪施刑，而是以禮義勸諭他們自殺。（《史記·張丞相列傳附黃霸傳》）這不禁使人想起清儒戴震譴責理學家“以理殺人”，而黃霸的政治風格真是字麵意義上的以禮殺人。
當然，在儒者看來，治國總免不了殺人，而理想的殺人方式當然就是以禮殺人。殺人隻有以禮而非以刑，風俗才會日漸淳善而非日漸敗壞。所以，無論是田叔使無辜蒙冤者遭受雪上加霜的笞打也罷，黃霸以禮義勸違法者自殺也罷，雖然全無法律條文的支持，雖然各自都由心法而形成了獨特的行政風格，但同樣可以作為法無定法的儒家施政典範。
法無定法，極端者可以徹底拋棄文書案牘。唐代陽城治理道州，就是用對待家裏用人的方式對待屬下的吏員，該罰的就罰，該賞的就賞，完全不把官府章程放在心上。可想而知的是，陽城的處刑方式和田叔堪有一比。陽城的前任刺史犯有貪汙罪，觀察使正在審訊的時候，吏員中有個前刺史的親信出來揭發前刺史的罪行，以此邀功。陽城的做法是，當即將這名吏員斃於杖下。（《舊唐書·隱逸傳》）推想陽城的邏輯，官員貪贓固然不對，而吏員檢舉上官，紊亂尊卑綱常，形同賣主求榮，這種小人最是卑鄙無恥，對社會風氣的影響最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