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算得上一種溫情脈脈的司法原則，也確實具有相當的理據，但它麵對一個追根溯源的問題，即“天下憑什麽該是一家”。
“修齊治平”的原則紮根於周代的宗法社會，那時候要說天下一家，庶幾不差。從天子至諸侯，從諸侯至大夫，從大夫至士，或多或少總是沾親帶故。《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有載：
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周襄王賜晉文公陽樊之地，陽樊不服，晉文公以武臨之。陽樊人蒼葛向城外的晉軍大呼，理直氣壯地指責晉人。蒼葛的理據是“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即對周人同胞應當以德懷柔，而武力隻該用來針對夷狄。對同胞動武，怎能使人心服呢？至於為什麽不該對同胞動武，蒼葛的理由非常實際：因為陽樊人或遠或近都是周天子的姻親，是血緣意義上的一家人，即對待親人應當以德懷柔，對待外人才可以以武威臨。
《國語·周語中》記蒼葛之語較詳，又記有晉文公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晉文公認可了蒼葛的道理，於是任由陽樊居民離境，表示自己僅取其土地而不敢役使其人民。
如果把周政權比作一家大型股份公司的話，那麽從貴族序列頂端的天子到序列底端的士，所有這些“君子”在身份上都是這家公司的股東，隻是占有的股份有多有少罷了。士以下的那些庶民“小人”，對於這家股份公司來說要麽是被奴役者，要麽是被聘任者，相應地也就缺乏歸屬感了。
所以即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八議”多少也算言之成理，譬如“議功”，功勞相當於投資，特權相當於紅利或遺產。然而問題在於，譬如僅以“議功”而論，那這功勞究竟是為誰而立的；所謂為國立功，究竟是造福於一國之民，抑或僅僅是幫助某位野心家奪取了一份私人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