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像世界史上許多別的時代一樣，有一種極流行的習尚，認為我們之中的智慧之士都看破了前代的一切熱誠，覺得世界上再沒什麽東西值得為之而生活。抱著這等見解的人真是抑鬱不歡的，但他們還以此自豪，把它歸咎於宇宙的本質，並認為唯有不歡才是一個明達之士的合理的態度。他們對於“不歡”的驕傲，使一般單純的人懷疑他們“不歡”的真誠性，甚至認為以苦惱為樂的人實在並不苦惱。這看法未免太簡單了；無疑地，那些苦惱的人在苦惱當中有些“高人一等”和“明察過人”的快感，可以稍稍補償他們的損失，但我們不能說他們就是為了這快感而放棄較為單純的享受的。我個人也不以為在抑鬱不歡中間真有什麽較高的道理。智慧之士可能在環境容許的範圍內盡量快樂，倘他發覺對宇宙的冥想使他有超過某程度的痛苦時，他會把冥想移轉到別處去。這便是我在本章內所欲證明的一點。我願讀者相信，不論你用何種論據，理性絕不會阻遏快樂；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真誠地把自己的哀傷歸咎於自己的宇宙觀的人，都犯了倒果為因的毛病：實際是他們為了自己尚未明白的某些緣故而不快樂， 而這不快樂誘使他們把世間某些令人不快的特點認作罪魁禍首。
表示這些觀點的，在現代的美國有著作《近代心情》的胡特·克勒區( J. Wood Krutch)(1)；在我們祖父的一代裏有拜侖；各時代都可適用的，有《舊約》裏《傳道書》的作者。克勒區的說法是：“我們的案子是一件敗訴的案子，自然界裏沒有我們的地位，雖然如此，我們並不以生而為人為憾。與其像野獸一般活著，毋寧做了人而死。”拜侖說：
當早年的思想因感覺的衰微而逐漸凋零時，世界所能給的歡樂絕不能和它所攫走的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