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早就描述了仇恨和情感暴力產生的一個可能機製。當孩子突然把怒氣轉向家長時，家長通常都會很震驚，畢竟他們都是好意，而且為了孩子什麽都願意。然而孩子從1歲起就可能憎恨父母。生於1928年的納粹大屠殺幸存者、費城精神病學家亨利·帕倫斯說：“孩子最先恨的是父母，這真是太棒了。”他這麽說並不是挑事：“被恨還樂意照顧人的，除了父母還能有誰？”
不過，在帕倫斯看來，這種早期的仇恨也容易導向日後的毀滅性行為和歧視傾向。他說：“對母親生氣的孩子不朝母親扔東西，而是朝坐在母親旁邊的那個人扔東西。”當然，也有直接朝父母動手的孩子，不過他們很快就會看出，尋找比自己弱的或者至少不會防衛的動手是一個更有效的策略。人很快就能學會不把憤怒發泄在引起憤怒的人身上，而是尋找更容易對付的受害者，這在許多衝突中都可見到。憤怒與仇恨很快就被轉移，找其他人當替罪羊。這是曆史上反複出現的一種模式：很少是真正引發憤怒者被攻擊，大部分時候都是最弱、最無力防衛的人無辜遭到攻擊。
當今歐洲有越來越多的極端政黨，與這種發展明顯並行的是，感覺被壓迫、被忽視、不在社會陽光麵而被算作失敗者的人，會把攻擊對準抽象的敵人——外國人、猶太人。這些人與他們的問題不一定有直接的關聯，但要讓這些容易下手的受害者為他們的悲慘負責。這既不理性，邏輯上也說不通，比如薩克森州的仇外情緒最嚴重，但生活在那裏的移民其實最少。可惜，這種心理機製最管用，正如其他許多歧視和壓迫表明的。
但毀壞性和偏見不是天生的。其實每個人都可能去攻擊和破壞，但這些特性需要心理傷害、不斷的貶低和侮辱來激發。帕倫斯說：“孩子被羞辱的話會特別受傷，他們會因此變得憤怒而有攻擊性。”加害者與孩子越近，攻擊就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