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鹹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為福，隻要我們大膽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主戰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地研究道光、鹹豐年間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為德國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它又恢複它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丁在康熙四十年（1701）約有二千萬，到了嘉慶五年（1800）增加到三萬萬。百年之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然而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有很大的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十七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清廷有計劃地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年“中央研究院”發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隻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脫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