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國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複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鴻章既注重中日關係，不能不特別注意高麗。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為高麗可做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做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緊。高麗在我們手裏，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占，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在光緒初年，高麗的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傳教士，他堅決不與外國人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韓關係，在日本方麵，由幕府主持，由對馬島之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新的日本往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這種征韓運動，除了高麗不與日本往來外，還有三個動機：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征韓能為一般不得誌的武士謀出路。光緒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1875）發生高麗炮擊日本船的案子，即所謂江華島事件，主張征韓者更有所借口。
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原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新事業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地貪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製輿論，不能不有所主動。於是他們一麵派黑田清隆及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麵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避免中國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