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回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們到了十九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中國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年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枉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地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地實行。為什麽不徹底呢？一則因為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製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製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製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維新事業得以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地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西太後甘心做頑固勢力的中心。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上西太後的支助，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拳匪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