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複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乎絲綢、茶葉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覺得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麽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借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國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1)，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遊，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邊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國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