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麽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隻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乃獎勵種植，統製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至十倍，每年約四千箱。嘉慶下令禁止進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輸入尚隻有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萬箱。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班紳士覺得煙禁絕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麵加重關稅，一麵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了。道光十四、十五年（1834—1835）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1838），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聲疾呼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刑，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唯皇上明慎用刑之至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重刑，並無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