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則徐在廣州開始嚴禁鴉片，因而引起我國近代的第一次對外作戰。從那時起到現在，政府辦了整一百年的外交，士大夫關於外交也發了一百年的議論。百年的時間，就是在民族曆史上，也不能算短。我們應該切實檢討以往的得失，作為來日的指南。
我們這個國家是士大夫階級執政的國家。自宋以來，士大夫是極端注重氣節的。最近這百年並不是例外。無論我們是研究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則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納；還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及當代的人物，我們不能發現一個人不竭盡心力，掙紮又掙紮，而後肯對外國人有所退讓。百年來負外交責任者，若論他們的世界知識，誠有可批評的；若論他們的愛國心，不但無可疑問，且可引為民族的及士大夫階級的光榮。
初期的外交家最受時人的非議和後世的不諒解者莫過於琦善。因為他於道光二十年（1840）春與英國人訂了《穿鼻草約》，時人說他是漢奸。其實琦善不但是愛國者，而且是當時見解比較明白的一個人。自從故宮博物院發表《籌辦夷務始末》一書以後，學者才知道琦善受冤屈之深。他與英國代表義律所訂的《穿鼻草約》比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南京條約》，在賠款及通商權利上有利於我國多了。英國政府認為義律上了琦善的當而加以革職處分。琦善體察中英的形勢，決定《穿鼻草約》是當時我國外交所能得的最優的條約，故無論時人怎樣罵他，造他的謠言，無論朝廷怎樣指責他，他依然不顧一切依照他的良心做下去。至於顧全一己的名譽而犧牲國家的利益，老於世故的琦善未嚐不知道。卻是到了民族緊急的關頭，他毅然決然不做這種滑頭的事情，這才算得真正愛國。林則徐是鴉片戰爭的英雄，琦善是鴉片戰爭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