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五六世紀間，王守仁出，而學風才一變。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靈明為“知”，這個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良知是能夠知是知非的，隻有昏蔽，不會喪失。如此，憑你在“事上磨煉”也好，“靜處體悟”也好，簡單直捷，一了百了。這真是理學中最後最透徹之說。明朝末年，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出，學風又有轉變。顧炎武的特色，在於（一）博學，（二）實事求是，（三）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幾個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實事的。這時代的社會經濟，頗為可憐。建設的情形，實在有些退化了。這一由於地方的款項，多提歸中央；一由於北方遭外族長期占據的結果。
元明時代的學術思想
元明時代的學術思想，是承宋朝而漸變的。理學本興起於北方，然到南宋時北方反而絕跡了。元兵下湖北，得儒者趙複，北方的學者，多奉以為師。程、朱之學，乃複行於北。直到十五六世紀間，王守仁出，而學風才一變。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靈明為“知”，這個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良知是能夠知是知非的，隻有昏蔽，不會喪失。人隻要時時磨礪他，使他晶瑩，遵照他的命令做就得了。這個便喚作“致良知”。這是何等簡易直捷的方法。
王守仁的“致良知”
王守仁之說，是承陸九淵之緒，而又將他發揮光大的。所以後來的人，亦把他和九淵並稱，謂之陸王，和程朱相對待。守仁之說，以心之靈明為“知”，為人人所同具。無論如何昏蔽，不能沒有存在的。此“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無不知是非之理。但這所謂“知”，並非如尋常人所謂“知”，專屬於知識方麵。“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其惡，自然就惡，知其善，自然就好。決非先知其惡，再立一個心去惡；先知其好，再立一個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惡之甚，自然萬不肯去做。所以說“知而不行，隻是未知”，所以說“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隻要在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時時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這個便是“致良知”。如此，憑你在“事上磨煉”也好，“靜處體悟”也好，簡單直捷，一了百了。這真是理學中最後最透徹之說，幾經進化，然後悟出來的。（《複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295—2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