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學術，有兩方麵：一是經世致用，一是讀書考古。清朝處於異族專製之下，有許多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都不敢談；士大夫也有些動極思靜了；於是經世致用之學，漸即銷沉，而專發達了讀書考古的一派。清朝所謂考據之學。古代不明白的事，經他們考據明白的很多。他們要求正確的古書，所以盡力於辨偽，盡力於校勘，盡力於輯佚，業經亡失、錯誤、竄亂的古書，經他們整理好的亦不少。清代是一個動極思靜的時代，所以其風氣，是比較沉悶的。到後來，所以始終沒有慷慨激昂，以國事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個中堅社會來，實由於此。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此等風氣，實在到現在，還是受其弊的。
學風的轉變
明末諸儒的學術，本有兩方麵：一是經世致用，一是讀書考古。清朝處於異族專製之下，有許多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都不敢談；而且從宋到明，士大夫喜歡鬧意氣，爭黨見，這時候，也有些動極思靜了；於是經世致用之學，漸即銷沉，而專發達了讀書考古的一派。
清朝的士風
士人本有領導他階級的責任，中國士人最能盡此責任的，要算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並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他們在鄉裏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於家，以為民模範。做官的，亦多能留意於此等教養之政。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係的。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其和社會無關係，亦與科舉之士相等。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士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中國近世史前編》，見《中國近代史八種》，第157—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