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見《三國誌》本傳）。讀史者以為美談。
其實當時能為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徐邈“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嘉平六年，詔與田豫並褒之”（以上均見《三國誌》本傳）。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呂岱“在交州，曆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其所為皆與亮同。
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見《三國誌》本傳）。則尤有進焉者矣。
君子行不貴苟難，不以公家之財自私則可矣；祿盡於外，而妻子饑寒則過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潔自廉潔，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渙“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嗷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見《三國誌》本傳）。有袁渙之行則可也。無之，則有借通財之名，行貪取之實者矣。隨身用度，悉仰於官，而無節度，亦不能保貪奢者之不恣取也。為之權衡鬥斛，則並權衡鬥斛而竊之，於私產之世而求清廉，終無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責之術之不可以少弛也，於財計尤然。
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詣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劉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均見《後漢書》本傳）。步騭“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見《三國誌》本傳）。夫虞與騭非必其為偽也，和洽曰：“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見《三國誌》本傳）儉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儉也。身安於儉焉，習於儉焉，勉於儉焉，皆無不可，必欲強其家人以同好，則難矣。迫其家人為一概難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為。故居官者攜家室以俱行，未為失也，必欲使之絕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稱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儉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節者，亦非無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時足為苞苴濫取之防，以此自厲，究為賢者，較之以家自累者，則遠勝矣（《三國誌》載：蔣欽，“權嚐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婦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則家人能俱安於儉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諸人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