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信企業都在向無線方向轉移，華為卻在向無線轉移的過程中遭遇重大挫折，最掙錢的仍然是交換機業務，這樣下去顯然是不可持續的。不得已，華為進行了艱苦的“長征”——為了生存進行戰略轉移。
一方麵，開拓新興市場，轉戰第三世界國家，到國際巨頭忽略的低價值市場去艱苦耕耘無線市場。
另一方麵，互聯網大潮正在蓬勃興起，以路由器為代表的互聯網數據通信市場方興未艾。華為開始大舉進軍數據通信方向。
這兩項戰略轉移，盡管都帶有一定程度的被動意味，但是全部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前者使得華為廣泛布局海外市場，在歐美巨頭尚未關注的時間窗口內，在非洲、亞洲甚至歐洲搶占了大量移動通信市場份額，不僅支持著華為無線業務逐漸成熟，而且實現了全球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如今已經成為華為全球戰略的重要基礎支撐。
後者意味著，華為作為一個通信技術企業，開始大舉發展信息技術，為今天的華為成為全球業務門類最全麵的ICT企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華為在數據通信領域的迅猛擴張，很快引起了全球數據通信巨頭思科的關注，為將來華為與思科的知識產權“世紀碰撞”埋下伏筆。
UT斯達康和中興盡管在小靈通和CDMA業務上賺得盆滿缽滿，但是長期來看，都陷入了價值網窘境之中。小靈通業務畢竟隻是一項過渡技術，長期發展潛力有限，幾年之後隨著運營商紛紛拋棄小靈通，UT斯達康麵臨巨大窘境。高峰時曾風光無限，但是後來長期默默無聞，幾乎被市場所遺忘。
中興同時押寶小靈通和CDMA，選擇比UT斯達康寬一些，但是卻長期被高通公司利益綁架。中興後來也效仿華為進軍海外市場，但是中興主要依賴CDMA技術，終端是要被收“高通稅”的，而G**終端因為聯發科的崛起，價格低廉，在國內橫掃中小城市，在第三世界國家更是叱吒風雲。因此盡管中興公司也很優秀，但是在海外市場卻始終競爭不過華為。華為與中興之間決定性地拉開差距，就是在這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