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興時，儒生如叔孫通之流頗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誌”，故叔孫通所定朝儀使漢高祖歎賞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那時的儒生眼見叔孫通“得君行道”，都以為“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叔孫通不但製定朝儀，還製定了漢朝的“宗廟儀法”及“漢諸儀法”，在儒家發達史上，要算第一個大功臣，理該配享孔子！
但是那時的儒生，在政治上雖占勢力，在思想界卻比不上“道家”。
漢初的功臣如張良的“學道，欲輕舉”，“願棄人間事從赤鬆子遊”，又造出“圯下受書”，“穀城黃石”等等邪說，便隱隱的種下了漢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時的曹參尊重“治黃老言”的膠西蓋公，實行“貴清靜而民自定”的治道。
文帝實行薄葬短喪，也不是一個儒教信徒。文帝的竇皇後，最好“黃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漢書。外戚傳》上）。
景帝、武帝時，淮南王安招致方術之士，著書二十一篇，為道家最完備的書。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本傳》）。當時的學者如司馬談之流，極崇拜道家，以為兼有諸家的長處。所以我們可說漢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發達的時代。
漢武帝建元元年，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詔可。五年，置五經博士。後來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竟實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此事不知在何年）從此儒學成為“國教”了！
但無論何種學說，無論何種宗教，一到了“一尊”的地位，便是死期已到，更無進化的希望。
所以羅馬的君士但丁大帝認天主教為國教，而基督教死；漢武帝認儒術為國教，而儒學死。況且當時漢武帝名為尊重儒術，其實他年年求神仙，任方士，祠五畤，想天賜祥瑞；所行所為，全是當日的方士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