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謂“道士派的儒學”，乃指一切災異派的《春秋》學，《洪範·五行傳》派的《洪範》學、占候派的《易》學，及其他有同等性質的儒家。這一派的思想本當不起“哲學”兩字，但有兩層原因，不能不略講這些學派。
第一，這一派的儒學在中國曆史上很占勢力，許多迷信，都借它做護身符，許多思想，都受它的束縛羈絆。如日食的迷信，求雨的迷信，不但存在民間，甚至見於政令。
又如《易》學，魏晉人推翻了漢人的“道士易”，到了邵雍以後，又生一種變相的“道士易”；到了清朝，那些漢學家想要推翻宋人的“道士易”，不料又恢複了漢人的“道士易”（如惠棟、張惠言的《易漢學》）。這是第一個不能不講這一派的原因。
第二，東漢、魏晉人的哲學思想，全是這一派道士儒學的反動。不知漢朝的儒學退化到怎樣下流的地步，便不能了解王充、王弼一班人的真正價值。若要證明魏晉哲學是中國思想的光明時代，先須懂得魏晉以前的一個時期是中國思想的黑暗時代。這是我講這一章的第二個原因。
儒家對於“道士派”的關係，也起得很早。孔子是一個老實人，所以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等話，全和他有病不肯禱神，及“不語怪力亂神”的行為是一致的。
他的《春秋》所記災異，依我看來，不過是因為“災”是關於民生的大事，“異”是不常見的事，故值得一記，未必有天人感應，上天譴告人君的寓意。《公羊》《穀梁》兩傳解說災異各條，除一二條外（如宣十五年“冬蝝生”一條），都不曾說是上天譴告人君，也不曾說是人事的感應。
但是荀卿說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篇》）。秦始皇封禪泰山，齊魯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議封禪儀節，雖然不中始皇的意，卻不是反對封禪的。可見子思以下的儒家已漸漸的趨於“道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