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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誰？找謝克頓博士？我就是哈裏·謝克頓。你叫我哈裏好了。是的，我是西安大略大學英文係的教授。
沒錯，我認識溫妮。溫妮曾經是我的學生。我是說，溫妮是我在上海任教時的學生。當然，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的我，就已經不太年輕；而溫妮，卻還是個剛剛長成的女孩子。
溫妮失蹤前給我寫過聖誕卡？這一點也不奇怪。溫妮每年都給我寄聖誕卡。我認識溫妮十六年了，統共收到她十五張聖誕卡。即使在那年，她為我承受了那樣的屈辱，她也沒有忘記給我寄聖誕卡。溫妮的卡上，從不寫那些人人都說的套話。有話說時，她就絮絮叨叨地寫滿一頁紙。沒話說時，她就隻簽一個名字。今年我等她的聖誕卡，遲遲沒等到，心裏就有了些不祥的預感—— 溫妮從來是個守信的女孩子。請原諒我還用“女孩子”這個詞來稱呼她。這些年來，我已經習慣了這樣叫她。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妻子分別被上海的兩所大學聘請任教，我教英國文學，她教國際貿易。我們帶著六歲的兒子丹尼來到了上海。等到安頓下來之後，我們才發覺我們在中國麵臨的最大難題，不是語言的不通、習俗的不同，而是丹尼。丹尼是個早產兒，自幼身體孱弱，個性內向羞怯。即使在加拿大的幼兒園裏，也不怎麽合群。到了新環境之後，就越發自我封閉起來，不肯見人，不肯說話，不肯上大學的托兒所。我們隻好找了個當地的保姆在家照看他。可是他跟保姆又合不來。我們一連換了好幾個保姆，其中還有一個是從前在英國人家裏做過，又會說幾句英文的，也不管用。若我們在家，他還好些。若我們有事外出，他便無論如何不願和保姆單獨待在家裏。
有一回我們要出去辦事，丹尼攥了他媽媽的衣服死活不放，我們硬掰開他的手才得以脫身。我們還沒走出大門，他就開始哭。我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都走過了一條大馬路，他嚶嚶嗡嗡的哭聲還響在耳中。妻狠了狠心，說他總得習慣，眼不見就好了。誰知等我們辦了一天的事回到家來，他還在哭。哭得嗓子全啞了，臉都水腫起來。保姆嚇得手足無措，蹲在牆角也陪著哭，卻是死活不肯再在我們家做下去了，第二天就辭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