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5年8月到1926年8月這一階段，是中國革命普遍深入到各方麵的一個大時代。在北京，有三一八慘案；在上海，有五卅慘案；在廣州，有沙基慘案。可以說，從國內到國外都有關連的大事件，也是有良心的人民每個人都深深感覺到切膚之痛的救亡圖存的一次緊迫工作。魯迅在這一年經曆了不平常的有生以來前所未感受到的內憂外患最嚴厲的考驗。通過這一個考驗，他看到了中國人民的不可救藥的一麵，如賣國政府、正人君子等等。但他也親身投入了另一麵的行列裏，如反抗賣國政府、正人君子之流的，明的、暗的、軟的、硬的、欺騙利誘的、卑鄙可恥的勾當。這當口，軟弱的蟲豸似的，一些羊樣的凶獸或凶獸樣的羊的人們，眼看一個個的倒下去了，惟獨魯迅和他同樣見解的不甘屈服的人們、青年們，在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就領導著中國人民組成一條看不見邊際的無量廣闊的洪流，奔向前去。
作為一個學生，作為當時的一個女青年，我幸得廁身其間，看到魯迅怎樣以大無畏的精神，蓬勃不可一世的氣概，投身於大運動的行列裏，鼓舞著大眾，指明出路標，使每個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阻力是有的。首先，知識分子中的賣身投靠者們就加以非議說“天下有閑事，有人管閑事”之類，來攻擊愛國不甘箴默的、起來打破窗子突圍衝擊的人們。以魯迅為代言人，向他們斥辯。指出“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見《華蓋集續編》：《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這些把國家大事、群眾得失看作“閑事”的先生們，其實就不能算是人，因為他們既把群眾的事，看作等閑視之，也就把這“事”置身事外，脫離群眾要求，而為反動統治階級幫閑服務了。這是“三一八”慘案發生前兩個月的氣候，一批反動的知識分子的心聲的暴露。殺機早已萌芽，而為後來殺人者預留餘地的一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