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總統密圖帝製，專從內政上著手。先是下令設政治會議，又在立法機關以外特設一造法機關——約法會議，作為增修約法及各種法案的基礎。並規定遇有議決事件，必須谘請總統裁定，才能公布。政府可以派人員出席，發表意見，但不能加入議決。這些規定分明就是限製民意，集權政府。因為一時不便作威作福，老袁就借這非驢非馬的法子掩飾。接著又修正法製局官製，訂定法律編查會規則，都是總統指派長官，不采用公舉、決議的方式。
很快，老袁又取消了地方自治權。於是各省都督、民政長又推趙秉鈞領銜，呈請將各省議會議員一律停止職務。袁總統非常高興，名正言順地將各省議會取消了。自此，民意機關摧殘殆盡，就連司法這一部分也借口財政艱難，將初級審檢廳裁去，並歸縣知事代管。於是行政權擴充極大，官僚派乘時得位，又借幾種古聖先王的政治，曲為迎合，什麽祭天祀、孔製禮、作樂等，一時間又盛行起來。袁總統一一照準，說什麽對越神明、尊崇聖道。大祀典禮，一律改為拜跪，大有希蹤虞夏，淩駕漢唐的規範。
內閣總理熊希齡剛開始是一往直前，想要施展抱負，建成一法治國家。所以一經就任，便書寫大政方針宣言書，準備向國會宣布。偏偏國會停止，變為政治會議，熊又將大政方針交政治會議審定。政治會議的諸位成員以內閣將倒為由，譏諷熊不用再製定什麽責任內閣政策。京內外人士又因袁總統種種命令多半違法，熊總理不加可否，一一副署，而認為熊既然失去官守言責的義務，又有何麵目職掌首揆，大談政治？從此，第一流內閣的名譽又變得落花流水，**然無存。熊內心也不安，提出辭職。袁總統批示挽留，隻準他辭去財政總長的兼職，另調周自齊擔任財政總長，仍讓周自齊兼代陸軍總長。至於交通總長由內務總長朱啟鈐兼任。熊希齡再行力辭，袁總統這才同意。又令外交總長孫寶琦兼代理國務總理。司法總長梁啟超、教育總長汪大燮，因與熊氏有連帶關係，陸續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