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研究了許多種不同的教育理論，當然，他把這些理論都摒棄了。在兩次暫居馬賽的時間裏，托爾斯泰明白了，真正的民眾教育其實是在學校之外完成的，往往通過報紙、博物館、圖書館、大街、日常生活來進行，他稱之為“無意識的學校”或者說是“自發的學校”。自發性的學校與強製性學校是完全對立的，他認為後者是錯誤的、愚蠢的。所以當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後，他要創立而試驗的，就是一所“自發的學校”。而他遵循的原則就是自由，因此他不允許一些所謂的精英——那麽“享受特權的自由階級”——將他們引以為豪的學識和錯誤理論強加給民眾，因為他們對民眾根本不了解。他們也沒有權利這樣做。在大學裏，這種強製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不出“人類所需要的人才，卻可以培養出腐敗社會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式的教授、文學家，以及一些毫無目的地逃離自己原有的生活環境、虛度青春年華、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人——都是些病態、驕縱的自由主義者”。目前的形式應該讓民眾站出來說說他們有什麽需要！但是，如果他們不在乎“那些知識分子強迫他們學習的讀寫技巧的話”，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要求。你應該試著弄清楚他們的需求，並努力幫助他們實現需求吧！
作為革命的保守派，托爾斯泰一直努力把這些自由的理論在亞斯亞納的土地上變成現實。和學生在一起時，他並不像是他們的老師，反而更像是他們的同學。同時，他還試圖在農業經營中加入更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他被任命為克拉皮夫納縣的地方仲裁人，主要職責就是保護民眾，反對地主和國家濫施**威。
但是，不要認為這類的社會活動可以使他滿足，並且能夠占據他全部的精力。此時的托爾斯泰依舊會受到各種敵對情欲的支配。雖然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民眾，但他還是那麽喜愛社交，因為他需要社交。有時，他會再次萌發享樂的願望，有時是受到了一種好動的性情的刺激。曾經有一次，他因為獵熊而差點丟了性命。他常帶一大筆錢去賭博。有時，他甚至會受到他原本蔑視的彼得堡文學界的影響。當他從歧途中走出來後，又陷入了深深的煩惱之中。不幸的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也被賦予了這種令人遺憾的藝術上和精神上遊移不定的痕跡。《兩個輕騎兵》(1856年)有著一種典雅、自負、浮華的藝術傾向，這讓作者自己都很反感。1857年在第戎創作的《阿爾貝》就顯得有些單薄、怪裏怪氣的，沒了他那固有的深度和精度。《記數人日記》(1856年)的故事雖然很感人，但整體上顯得有些倉促，仿佛反映出他對於自己的憎惡之情。他的化身——聶赫留多夫親王，在賭場裏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