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裏的“近人”有特定範圍，既非泛指古人，也並不涵蓋時人。時間過去近百年，如果依照這個範圍，站在今天的角度選出我所拳拳服膺者，略晚於曾公的張謇堪當勝選。套用前麵的句式：“愚於近人，頗服張謇。”
其實，表述一己觀點，說“獨服張謇”亦無不可。知人論世，評價曆史人物，有一個視角問題——亦即看問題的角度。角度不同，結論會隨之而異。參天大樹與發達的根係，九層之台與奠基的壘土，孰重孰輕，視其著眼於功用抑或著眼於基礎而定。而且評判標準往往因時移易。前人有言，品鑒人物不能脫離“一時代之透視線”。“一時代之透視線”變化了，則人物之價值亦會因之而變化。看來，這類主觀色彩甚濃的事，還是避免絕對化，留有餘地為好。
既然說到曾國藩了，那麽我們就來討論一下：論者當時所“獨服”的是什麽。叩其主要依據，曾國藩是近代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達致“超凡入聖”境界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曾公乃“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也就是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實質上亦即曾公畢生追求的“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濁世中，曾公誠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令人歎服之處多多，僅其知人善任、識拔人才一端，並世當無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諱言，他的頭上確也罩滿聲聞過實的炫目虛光，堪稱被後人“聖化”以至“神化”的一個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無不可；如果細加檢索，就會發現，他的精神底蘊仍恪守宋儒“義理之學”的範疇，致力於正心誠意、修身養性，克己省複、困知勉行，以期達到自我完善，成為聖者、完人。說開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國封建社會夕暉殘照中最後的精神偶像。誌趣不可謂不高，期待視域也十分宏闊。可是即便是如願以償，終究是個人的事，到頭來又何補於水深火熱中的蒼生？何益於命懸一線的艱危國運？至於功業，舉其犖犖大端，當屬“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這又怎樣？無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時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