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照相起，展覽價值徹底地壓製住了崇拜價值。可是，後者並非不作抵抗地就敗下陣來。它搭起最後的陣地，那就是人的容顏。人像在早期照相階段處在中心位置絕非偶然。崇拜對於遠方的或者已離世的愛人的思念，是像的崇拜價值的最後一個據點。早期照相對人臉轉瞬即逝的表情的捕捉，是氣場最後一次在示意。早期照相的那種極其憂鬱而且無與倫比的美，就是氣場在起作用。但隻要人退出了照相，就意味著展覽價值終於戰勝崇拜價值。為這個過程找到場地，就是阿特熱捕捉世紀之交那些空無一人的巴黎街道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意義。關於他，完全可以說他拍攝的街道很像凶案現場。凶案現場也是空無一人。他的拍攝就是取證。自阿特熱起，照相拍攝開始成為曆史進程裏的證據。[6a]這使得它們具有了隱蔽的政治意義。它們所要求的，是某種特定的接受。自由飄浮式的默想，並不適合它們。它們讓觀看者感到不安；他感覺到要抵達它們，一定要找到某條特定的道路。就在這時，畫報開始為他提供路標。路標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這倒無所謂。在畫報裏，文字說明破天荒地成了必須有的東西。很顯然，這與繪畫的題名有著完全不同的特點。畫報圖像的觀看者透過文字說明所得到的那些指令，在電影裏變得更加準確也更加專橫，因為對每一幅圖像的理解已經為此前所有圖像所構成的那個序列所決定。
譯者注[6a]
本雅明寫道，阿特熱“拍攝的街道很像凶案現場”。通常都會指出，本雅明此前在《攝影小史》裏，已經把阿特熱的拍照比作凶案現場。[44]法國學者博奈則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一說法認真追究起來，其實取之於“雷希特的序言”（la préface de Recht）[45]。博奈的說法是正確的，可惜說得簡略。這裏擬結合本雅明《攝影小史》以及雷希特（Camille Recht）的文章，對博奈的說法作進一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