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俊傑
本雅明在修改文章的過程中大概有過某種猶豫——也許應該把最後一個部分獨立出來作為“後記”，也許該依著前麵這些章節的次序稱作“十六”。設若如此，至少就這一點而言，批判版第五稿也就還是存在著作者仍會進一步修改的內容，哪怕已無關大局。
最後這個部分樹立了一個著名的對立，即法西斯的“政治的審美化”與共產主義的“藝術的政治化”相對立。本雅明之所以把這兩者構建成為一種對立，是由於他看到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對於技術采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或者更審慎地說，技術在法西斯那裏、在共產主義那裏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麵貌。
在法西斯那裏，技術不是一種能夠與人和諧共存的東西，技術是毀滅人的東西，還要讓人對於人自身的被毀滅，以及人自身為技術所毀滅產生美感。通過技術複製手段，營造愚民的政治氛圍，使群眾一步一步走向深淵而不疑有誤，是法西斯“政治的審美化”的經典樣態。為熱兵器血腥殘酷的戰爭唱讚歌，則是法西斯“政治的審美化”的極端體現。
對共產主義而言，技術是一種讓人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成熟的事物。在本雅明看來，技術尤其能夠通過包括電影在內的諸多藝術，促進人們進步，促使人們把他們正生活於其中的社會變得更好。其所說的“藝術的政治化”，意味首先就在於此。
誠然，“論綱”裏沒有對共產主義視野下的戰爭話題進行探討。無論本雅明此時關於戰爭的意義，乃至關於曆史的意義是否已經思考成熟，戰爭之於共產主義必定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又或者戰爭應是“義戰”，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