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爾夫和我成了不可分離的旅伴，我們一起住在小不列顛客棧，每周支付三先令六便士的租金——這也是我們當時能支付的極限了。拉爾夫曾投奔好幾個親戚，但他們都很貧窮，沒有能力幫助他。直到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準備留在倫敦再也不回去了。可他已經身無分文，出門時所帶的錢如今都花在路費上了。我還有十五個匹斯托幣，時常借給他一點兒錢以維持生計，同時他也在設法找工作。一開始他想要進戲院，料定自己是塊當演員的材料，於是向威爾克斯申請戲院的工作。但威爾克斯直言相告，勸他不要幹這行，他永遠不可能在這行取得什麽成就。之後，他向佩特洛斯特街的出版商羅伯茨提議，打算給他編一份像《觀察家》那樣的周報，並且提出了相應的條件，但羅伯茨沒有答應。後來他想找一份謄抄的工作，替神廟附近的文具商或律師們抄寫文書，可惜沒有空缺。
我倒是很快在巴士洛米巷的帕爾默的印刷店找到了一份工作，這家印刷店在當時很有名，我幹了差不多一年。我工作勤勉，可是不少錢都花在陪拉爾夫看戲和娛樂上了。很快，我的匹斯托幣就花光了，然後我們隻能勉強度日。拉爾夫好像徹底將妻兒忘了，而我也漸漸淡忘了和裏德小姐的海誓山盟。我隻給她寫過一封信，告訴她我可能不會很快回來。這是我平生所犯的又一個大錯誤，如果人生能重新來過，我一定要糾正這個錯誤。事實上，相傳是因為我們的開銷太大而湊不足回家的路費。
在帕爾默的印刷店工作時，有一次他們讓我給沃拉斯頓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字。當時我見他的一些推論站不住腳，便寫了一篇哲學文章針鋒相對，題目就叫《論自由和必然，歡樂和痛苦》，然後把此文送給了拉爾夫。我將它印了一些出來，帕爾默看後，雖然對我的一些原則不能苟同，有些言論甚至令人討厭，但我還是引起了他的重視，認為我是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不過，我印這本小冊子又是一個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