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年九月初九，即公元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凱將由彰德乘火車南下，前往武昌辦理剿撫事宜。他定於上午十點起程，因為王錫彤沒有趕到，因此又推遲到下午一時。在等待的時間裏，他一連收到五份上諭。前四份都是朝廷應資政院奏請，回應輿論，以求挽回民心。
一是以皇帝的名義其實是載灃下罪己詔，詔書中說“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蒙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借為網利之圖。更改舊製，而權豪或祗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表示一定維新更始，實行憲政。
二是頒布明詔公布憲法，“著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布用示朝廷開誠布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三是取消內閣暫行章程，實行內閣完全製度，不以親貴充當國務大臣。
四是開放黨禁，“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等”。
還有一道旨意，是回應袁世凱的要求，先撥給一百萬兩軍費，“監國攝政王麵奉隆裕皇太後懿旨，現在湖北用兵，軍餉浩繁，著撥出宮中內帑銀一百萬兩，由內務府交度支部專作軍中兵餉之用”。
見了這些旨意，袁世凱對隨同南下的段芝貴道：“香岩，朝廷如果能夠早一年哪怕半年如此開通，何至有今天的局麵。”
袁世凱已經成立了司令部，段芝貴負責司令部的一切事務，但他的心思並不放在天下大勢上，要與他青梅煮酒論天下，則無異於對牛彈琴。果然，他對袁世凱的感慨答非所問：“如果沒有這亂局，宮保還沒有複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