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長慶為赴朝人員請功的谘文是陰曆七月二十三（公元1882年9月5日）遞達天津的，而李鴻章也恰恰是這一天趕回天津。
李鴻章的老母親在三月初病故，他奏請回籍守製，並推薦老部下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署北洋大臣。守製應當三年，但北洋駐軍皆是李鴻章的舊部，北洋水師正在籌建之中，各國通商事務又離不開他，因此朝廷隻準他穿孝百日，百日之後即回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職。而且說明，一旦有緊急外交事務，他必須隨時回天津。
結果，穿孝將滿百日時，朝鮮壬午兵變發生。朝廷連下兩道旨意，讓安徽巡撫裕祿傳知李鴻章速回天津，勿稍遲緩。李鴻章回天津途中去見兩江總督左宗棠，商議海防事宜，因為法國在越南鬧，日本又在朝鮮尋釁，不能不統籌考慮。結果“睥睨天下”的左宗棠豪情滿懷，對法國根本不放在眼裏：“不怕他們來，我怕的是他們不來，他們的軍艦若敢來兩江，讓他有來無回。”對日本更是蔑視，並對李鴻章說，“少荃，不要被洋人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喘，挺起腰來說話，洋人吃不了人。”真是把李鴻章的鼻子都氣歪了。
李鴻章辦外交講的是“和為貴”，能不戰就不戰，因為中國積貧積弱太久，需要爭取幾十年的和平來追趕列國。他常用的外交手段是“以夷製夷”，遇事請列國調停，避免發生戰事。這次朝鮮兵變又事涉日本，他不想與日本衝突，因此並不主張出兵。而代他署理直隸總督的張樹聲對這些年中國外交太過軟弱早有不滿，如果日本以兵勢脅迫朝鮮，或者將國王擄去，朝鮮豈不會成為第二個琉球？那他張樹聲就是通國皆曰可殺的罪人！所以他上奏朝廷，堅決主張派兵赴朝。李、張二人在是否出兵上已經不諧。
派誰去朝鮮，派多少人，兩人又有不同意見。李鴻章寫信給張樹聲，認為：“調派陸軍，尤須妥籌，由陸則道路阻長，雨水多滯，轉運費艱；由水則兵船裝載無多，商船租雇費力。或可號稱陸軍繼至，先聲後實，俟眉叔等到彼察看情勢，再行稟辦。派兵則宜少不宜多，護衛親兵兩營小隊可矣。若大舉，有戰事，唯銘軍在後路可調，統將勇而乏謀，似須添派稍有智略如吳殿元輩會同照料，方能操縱合宜。”駐登州的吳長慶則根本不在李鴻章的視線內。而張樹聲認為派兵入朝，登州吳長慶一軍最合適，他上奏朝廷說：“吳長慶紀律嚴明，素諳權略，當能隨機應變。至朝鮮事局多艱，靖亂扶危，尤在乘時審勢，取決當幾。吳長慶到朝後，凡緊要機宜，應請由該提督相度籌辦，仍一麵谘商臣處，隨時奏陳，以應事機而紓宵旰。”而入朝的人數，則主張登州六營全部入朝，而且還要調後續部隊以備支援。結果朝廷又采納了吳長慶的建議，讓李鴻章大為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