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1 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但是，遵義會議畢竟是在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紅軍的長征途中舉行的，隻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些調整，更深層次的思想路線和思維方式問題，還來不及係統和全麵地加以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撰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解決了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線為基礎的，僅有對錯誤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批判，還不可能徹底克服其錯誤和影響，因此還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對黨內存在的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進行徹底清算。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正是為了承擔和解決這一重大任務。中國革命的發展要求我們黨從哲學理論的高度徹底厘清黨內的種種錯誤認識，批判錯誤路線的世界觀，批判作為主觀主義表現形式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教育幹部，統一思想，以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能力和水平。
其二，思想界從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到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20 世紀30 年代初，中國思想界爆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論戰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哲學色彩。與有關社會性質的大論戰相呼應，中國的思想界展開了有關辯證法的論戰。這場論戰首先是由張東蓀等人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開始的，隨後，葉青等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對張東蓀進行所謂的批判，散布了許多具有欺騙性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艾思奇等人又針鋒相對地批判了張東蓀、葉青等人對唯物辯證法的批判和歪曲。這場哲學論戰擴大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