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化，僅就國家層麵而言，當然會以並且應該以激勵全國軍民保家衛國、英勇抗日為主流文化——這符合文化在特定時期的文化自覺，甚至可以說是本能；反之倒是很不正常了。
抗戰時期是國家生死攸關的時期，是特定得不能再特定的時期。
公而論之，蔣介石本人作為國家領袖的號召宣言，不可謂不擲地有聲，體現了破釜沉舟的國家意誌。也正因為如此，後來日方提出的與國民政府“和談”的前提之一，便是蔣介石必須下台——盡管蔣起初私心在焉，唯恐一旦全麵開戰，使忠於自己的軍隊傷亡慘重，由而喪失了對軍閥們的軍事控製能力，並使共產黨的軍隊有機會發展壯大，從而威脅自己對整個國家的統治。
作為領袖夫人的宋美齡，其首次訪美，對美國參眾兩院的求援演講，不僅是聲情並茂、很有說服力的，而且是較為成功的。
她言：“我們不要忘記在全麵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國孤立無援，抵抗日本軍閥的**虐狂暴……中國國民渴望並準備與你們及其他民族合作，不僅為我們自身，且為全人類以建設一合理而進步之世界社會，這就必須對日本之武力予以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解除日本對於文明的威脅。”
順帶一筆，後來美國投向日本的兩顆原子彈，確乎一下子使日本之武力被“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也算是宋美齡一語成讖吧。
國民政府的某些文僚，在貢獻口號方麵，亦有發揮一技之長的表現，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確曾深入人心。
還值得順帶一筆的是，“偉大的書生”胡適，千真萬確地曾向當局遞書，主動要求出任駐日大使。他的書生之見是，肯定會有機會親晤天皇，便可以當麵向天皇說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何等罪過和愚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