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我應該初中畢業。
5月，“**”開始。
當年初中、高中以及大學的畢業生，皆被延遲畢業，必須“留校鬧革命”。
學校傳達了一份“中央文革小組”下發的文件，規定：每一名學生能否畢業、升學、分配工作，當視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論……
如此這般地被延遲畢業，關乎全中國所有初中、高中以及大學應屆畢業生的人生和命運走向，自然無漠視不睬者。
哈爾濱畢竟不是北京，比之於北京的“文革”步驟總是慢一拍。當哈爾濱的學生和青年們還在緊跟北京的學生們“破四舊”時，北京已遍地紅衛兵和“紅色造反團”了；當哈爾濱的學生們也要求各學校批準成立紅衛兵組織時，北京的紅衛兵們已奪取了各初高中以及大學的領導權，並將往日的校領導宣布為“走資派”，批鬥成風了；當哈爾濱的紅衛兵們辯論那樣對不對時，北京紅衛兵已開始將批鬥的方向從學校轉向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界，並敢於衝擊許多中央領導們住的深宅大院了……
當年的交通尚欠發達，一般人不敢想坐飛機的事，而從北京到哈爾濱的最快的一次列車也要十八個小時多，慢車二十幾個小時。當年的世界不是“平”的，中國同樣也不是“平”的——發生在北京的事，如果報上沒報道，收音機沒廣播，哈爾濱人就隻能通過口口相傳、道聽途說才知道。即使報上報道了，收音機廣播了，首先也還是隻有少部分人知道。因為當年，在哈爾濱市，訂報和有收音機的人家仍不超過幾百分之一。所以，我這種家住市邊兒的學生，隻能從大人們的交談中了解到市裏發生了什麽事、又發生了什麽事——同院鄰居有幾位叔叔在市裏上班，談到市裏發生的事時——批鬥了什麽人；抄了什麽人的家；什麽人被罷官了；什麽人在被批鬥時挨打了；什麽人揭發了什麽人什麽問題……每每顯出困惑和憂慮——這樣下去中國不就大亂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