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畢業到北影廠
我從複旦大學畢業的時間是1977年7月中旬。
5月，上海召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較大規模的座談會，二百餘人，會期兩天半。複旦大學創作專業分得一個名額——學校給了中文係，中文係給了創作專業，老師們決定由我代表專業參加。
按以往情況，紀念周年“逢五小慶，逢十大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於1943年，非“五”非“十”，相當隆重地舉行分十幾個座談會場的座談會，且要開上兩天半，不同尋常。
過後，一種看法是，向社會釋放信息——今後之中國，仍將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另一種看法是，向社會廣而告之——中國曆史將翻開新的一頁，一切將與從前不同，不同將首先自文藝界始。
確實，粉碎“四人幫”才半年多，那次會開得令人費思量。
我一向頭腦簡單，之前和過後都不思量，隻當是一次文藝盛會，覺得榮幸。
我所在的一組，成員皆為我所敬仰的文藝前輩——巴金、黃佐臨、施存蜇、師陀、吳強、茹誌鵑、黃宗英等十二三人。有些人的名字，我此前根本沒聽說過，也沒讀過他們的作品，如施存蜇、師陀。
我們那一組發言不踴躍，氣氛沉悶，顯然都心有思量，也有顧慮，使輪番主持討論會的茹誌鵑老師和黃宗英老師很犯難——她們二人都是從“生活基地”趕回上海的，除了談深入生活的體會，話也不多。據說，某些“文革”中“寫作班子”的成員也在別的組裏。
我作為討論會的小組記錄員很為難，每次幾乎隻交白紙——當時，不少文藝界人士還在勞改或在獄中呢——趙丹便是。
一天上午的大會發言，主調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仍是中國文藝工作永不偏離方向的燈塔，多為表態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