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係，教員不過五人，學生人數更少。如果召開全係大會的話，在我那隻有十幾平方米的係主任辦公室裏就綽綽有餘。我開了一班梵文，學生隻有三人。其餘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個學生也沒有。
我於1946年春夏之交，經法國馬塞和越南西貢，回到祖國。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和半個秋天。當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津浦鐵路中斷，我有家難歸。當時我已經由恩師陳寅恪先生介紹，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和文學院院長湯錫予（用彤）先生接受，來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時候，我一點兒收入都沒有。我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自動化的Omega金表。這在當時國內是十分珍貴、萬分難得的寶物。但因為受了點兒騙，隻賣了十兩黃金。我將此錢的一部分換成了法幣，寄回濟南家中。家中經濟早已破產，靠擺小攤，賣炒花生、香煙、最便宜的糖果之類的東西，勉強糊口。對於此事，我內疚於心久矣。隻是阻於戰火，被困異域。家中盼我歸來，如大旱之望雲霓。現在終於曆盡千辛萬苦回來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雙親——叔父和嬸母，妻、兒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飯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長之國立編譯館的辦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處遊**。我出不起旅館費，我還沒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無書可讀，無處可讀。我是多麽盼望能夠有一張哪怕是極其簡陋的書桌啊！除了寫過幾篇短文外，一個夏天，一事無成。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自己常常說，浪費時間，等於自殺。然而，我處在那種環境下，又有什麽辦法呢？我真成了“坐宮”中的楊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