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鬱不得誌，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麽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兒針線活，或看點兒閑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裏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麽多年，真正的朋友隻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裏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淡經營的圖書室，心裏是什麽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台就連篇累牘地報道：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迫害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鎮壓別人，占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抵抗”，到鄰居家裏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兒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