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末、元祐初蘇軾被起用時，曾在短期內連續破格升級；紹聖元年（1094年）貶竄途中的蘇軾，則要連續地遭受“三改謫命”[282]的迫害：四月以左朝奉郎責知英州的詔命剛下，迅即再降為“充左承議郎”（正六品下散官）仍知英州，閏四月複又下詔“合敘複日未得與敘複”[283]。但接下來還有更甚的，六月蘇軾赴貶所途經當塗（今屬安徽）時，又被貶為建昌軍（今江西南城）司馬、惠州（治所在今廣東惠陽東）安置。蘇軾隻好把家小安頓在陽羨（今江蘇宜興）[284]，獨與侍妾朝雲、幼子蘇過南下。當途經廬陵（今江西吉安）時，又改貶為寧遠軍（今湖南寧遠）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這樣，實已五改謫命。
此年的六七月間，朝廷第一次大規模貶竄“元祐黨人”。死去了的司馬光、呂公著被迫奪贈官、諡號，磨毀墓碑；活著的均被流放遠州，蘇轍在連續遭貶後，結果又到他元豐時的謫居地筠州居住，竟像做了一場大夢一般。“蘇門四學士”也不能幸免，這一批富有才華的文學家，適才並列於史館，此年皆相繼貶逐，進入了他們困頓坎坷的後半生，尤其是黃庭堅、秦觀二人，被謫至黔州（今四川彭水）、處州（今浙江麗水），境遇甚惡。蘇軾對於自己的不幸頗能處之不驚，當他一路上受到吏民的接待和勸慰時，便發出“爭勸加餐食，實無負吏民”[285]的自我肯定之聲，巍然壁立千仞；但他對於這些門生因受他連累而遭遇平生大故，則甚懷不安。令人感動的是，他馬上收到了黃庭堅寄來的問候書信[286]，並得到張耒派去的兩個兵丁的護送[287]——這就是時人眼裏“浮誕輕佻”的東坡門下對待老師的真實情形。
“實無負吏民”的蘇軾，確實是在來自民間的各種幫助下，頂著來自官方的迫害，於十月二日安全到達惠州的。“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288]，這個遠謫蠻荒的“罪人”竟得到了惠州人民的歡迎。如果說，他在第一次貶謫時，對於神宗皇帝的賞識還抱著一線希望的話，那麽，這一次，所有支持著他的生存的力量，都是來自普天之下敬仰其人格、喜愛其才華的一般士民。相應地，他的生存的意義也大有改變，此前基本是為了對皇帝負責，從現在起，他是為了這些人而生活了，這些人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的故吏、門生；不避嫌疑、不遠萬裏趕來求教、相伴的文人學士；給他以真正的人間溫暖的鄰裏百姓；當然還有某些正直善良的地方官，以及不少方外之交——與翻臉不認人的昔日同僚相比，這些和尚、道士給了他真正的友誼。嶺海時期的東坡居士，無論就其身份與生活狀況，或就其精神依托、思想傾向與情感認同來說，都已從廟堂走向民間。他舍棄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然後，蘇東坡真正實踐了他關於“水”的一種比喻：“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289]他已是如此地親近著大地，在十月孟冬之際，頓感“嶺南萬戶皆春色”[290]，繼而肯定“南來萬裏真良圖”[29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