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一名，含義有多種。呂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雲：“蜀學之盈，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381]此“蜀學”蓋指蜀地之學術。黃宗羲《宋元學案》的全祖望補本，有《蘇氏蜀學略》，以三蘇為主幹，附以學友、門生多人，大致相當於現代說的“學派”。以“蜀學”為名，是因為三蘇乃蜀人的緣故。不過，其所錄如家安國兄弟，隻是蘇軾少年時的同學，交情雖厚，至於學術觀點如何，則難以考知。故《蘇氏蜀學略》雖然大致相當於一個學術流派的梗概，但與其他許多“學案”一樣，重於人物交往關係，而忽於學術觀點之甄別，與其說是學術流派，倒不如說是學人團體，而且其中許多師弟關係，隻是名義上的，未必皆有學術觀點的授受，或者即使有所授受，而主旨仍不相同。此種“蜀學”概念，所指蓋為以三蘇為中心的學人團體。從哲學史上講“蜀學”，則當與“新學”、“洛學”、“關學”等並列，指一種哲學理論體係，它的成熟的表現形式，就是蘇軾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蜀學”也可稱為“蘇學”，亦即蘇軾的哲學理論體係。它既與“新學”等並列，說明它是與王安石、程頤、張載等人的學說有所異趣，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學。
1.疑經、辨孟、非韓思潮中的一家之學
自中唐韓愈、柳宗元領導儒學複古運動，並以“古文”寫作哲學論文（“文以載道”）以後，尤其是這個運動的宣言書——韓愈的《原道》一文發表以來，中國曆史上的儒學的形態，由漢唐經學向著宋明道學轉折，“道”成為最高的哲學概念。到了宋代，有的哲學家從宇宙的原始物質“氣”的運行中探索“道”（如張載哲學），有的從人類社會的實際運作中追求“道”（如浙東事功學派），有的以世界的終極“理”體為“道”（如程朱理學），有的則以人“心”的本真狀態為“道”（如陸氏心學），形成了道學的幾個流派。但在這幾個宗旨明確的流派形成之前或同時，還有許多儒家學者各自形成和發表了他們的道學學說（如《宋元學案》中所列的許多“學案”即是），其理論形態或者不如以上幾個流派那樣純粹、明確、成熟，不同程度上顯出“雜”的特點。然而，這種“雜”也未必是缺點，一方麵，它可作“先驅”看待，另一方麵，由於“雜”而或者更具博大、兼容，更貼近社會實際與現實人生之優點，對於有宋一朝的當代曆史所起的實際影響更為巨大、深刻（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及李綱、樓鑰、文天祥等人的學說）。可是，我們講宋代道學的曆史，卻經常將之忽略，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