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哲學家發表哲學見解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種。第一是注解經典。大抵唐以前的這類著作，重在訓釋字義，串講經文，間或發明凡例；宋以後則轉為闡發義理，甚至借題發揮。用不太嚴格的說法，可以分別稱為“經注”與“經解”。除了儒家經典外，一些重要的哲學著作如《老子》《莊子》《法言》等，也常被後世注解。第二是不傍古籍，獨立撰寫一部子書。從現在的觀點看，這是最好的方式了，但中國曆代的子書，其價值和重要性幾乎是隨著時代遞減的。第三是用“載道”的古文來闡述哲學見解。這是古文運動興起以來最常見的方式之一，作者往往具有較好的文學功底，故其文比較耐讀。而且，這樣的哲學論文往往成組地出現在文集裏，如韓愈的“五《原》”，《王文公文集》中的幾卷“雜著”，及《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中的《迂書》等，如果抽出來單行，就同子書相仿。另外，書信、隨筆之類，也多有談及哲學問題的。第四種方式比較奇特，就是哲學家自己光說不寫，而有意無意地讓弟子來編“語錄”。這雖然可以遠溯到《論語》，但其風氣的漸開，卻實是受了禪師們的啟發，其流行則自洛學之徒始。弟子各記所聞，匯集起來，數量可以很大，但全是條條段段。後來講性理的先生嫌弟子記得不夠精彩，也常自己提筆寫幾段。其文體既破碎鄙俚，而數量又多，內容則大半是空洞的老生常談。理學令人生厭，亦大半由此。
我們今天研究哲學史，主要就靠這四類資料。從現存資料的情況看，經注固甚苦於繁冗，但經解到了南宋以後，也漸成喋喋不休的高頭講章，隻有北宋的經解，確實比較精彩；對於宋代哲學史的研究來說，別集中的“載道”之文是相當重要的資料，幾與子書相當；至於“語錄”，則是洛閩學派最愛做的事，其他的學派不大有的。今專從北宋諸家留存的資料來看，二程隻解過一部《周易》，文集也頗單薄，轉以“語錄”較富；王安石的解經著作較多些，雖然散佚情況比較嚴重，但現有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本《周官新義》，與邱漢生輯《詩義鉤沉》，他的《老子注》也有容肇祖的輯本，其文集的分量也比二程大得多；司馬光的文集，哲學方麵的內容亦相當豐富，對於《周易》《孝經》《法言》《太玄》《老子》也都有解釋的著作；至於蘇氏，非但文集最為龐大，若將蘇氏兄弟的解經著作加在一起，則除三《禮》外，五經、《語》、《孟》、《老子》皆有所解，再算上蘇洵的《六經論》《太玄論》《洪範論》等幾組係列論文，內容就更加豐富了。所以，我們若研究北宋哲學，要推蘇學的資料最為豐富，而且其解經著作，有著北宋經解的優點而無南宋以下高頭講章的繁冗，很能代表經解的黃金時代，其哲學論文則更體現出曆史上古文的最高水準。從這個角度來說，蘇軾可以推為北宋哲學家在著述方麵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