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從“道”論和“性”論兩個方麵概述了蘇軾的哲學。他的哲學思想當然還有其他的內容，但論“道”論“性”是比較純一地談哲學，其他內容則要在具體的政治、經濟、文藝等問題上體現出來，隻好放到以後的章節中介紹了。這裏談一談蘇軾哲學思想的幾個特色。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特色”是從其哲學思想的概貌上講的，至於具體觀點上的特色，則從他的觀點與宋代各家哲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異同上可以看出，上節已隨文分析了。
從蘇軾哲學的概貌上看它的特色，約有四端。
第一是它呈現出整合儒釋道三教的博大氣度，和在此基礎上直探本原的理論勇氣。
籠統而言，宋明道學的全部內容，都是整合三教而來的。隻是有的哲學家公開承認，有的則諱言之，而蘇軾兄弟不但公開承認，而且還有不少明確倡導整合三教的文字。這樣明確、公開的態度，其意義不僅僅是比遮遮掩掩的態度更顯得胸懷磊落，而有更重要的一層：既然倡言整合三家，則三家的理論、主張都成為有待批判吸收的曆史遺產，那麽，就不能以引述權威論點的方式進行論斷，而必須從研究現實的事物中直接得出合理的結論。思想不是從聖賢那裏承襲而來，必須麵對事物本身，直探其本原，也隻有這樣，道學才能從儒家經學中脫胎，成長為真正的哲學。在蘇軾以前，歐陽修已經對正在形成中的道學提出這樣的要求。他反對割裂經文以曲成一說，努力把他的理論建立在自然的常理和人之常情上麵。僅此而言，歐陽修對道學的貢獻就遠在“宋初三先生”以上，因為他擺脫了對經典、權威的依傍，而令宋學的主導精神——理性精神凸現出來。蘇軾整合三教，直探本原，正是對此理性精神的發揚。他為宋學奠定了一種典型的議論風範：引發經旨，貫通釋道，擘畫事理，據理自斷。宋人都承認蘇學長於“議論”，就是這個道理。雖然南宋人多把這“議論”引向了撰作儒家經典的講義方麵，但以蘇軾為代表的“議論”風範畢竟最能體現宋學的理性精神，比它在程朱理學中的曲折表現更見純正。清人黃體芳序葉適《習學記言序目》雲：“水心之書，其說經不同於漢人，而其於宋亦蘇子瞻之流。”[502]這同宋人王淮說“陳（亮）是蘇學”[503]一樣，看到了浙東事功學派繼承蘇軾“議論”的底蘊。明人呂坤《注陰符經題辭》曰：“餘注此經，無所依著，不儒，不道，不禪，亦儒，亦道，亦禪，而總歸之淺，非有意於淺，言淺即說深也。”[504]他所謂“總歸之淺”，就是不求依著三教，而求直斷事理。可見蘇學的“議論”精神在後世仍有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