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論蘇氏之學有重視實際、切於人事之特色，而議論人事之得失，必要引古以鑒今，故蘇軾對於史學極其重視，他的《書傳》，雖是一部經解，但其中考史事以求經義，至於據史疑經，實也可以視為史學著作。其集中論史之文亦極多，《蘇軾文集》卷三卷四卷五與卷六十五，大抵皆是史論、史評，它文亦多誦說古今，以辨明事理。我們說蘇軾長於“議論”，除了指他不主教條、善於研究實際事理外，也與他引古鑒今、較量漢唐、針砭當代的“議論”方式密不可分。蘇轍說他“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531]，他自己也說：“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532]但他晚年撰《誌林》，仍是論史，並雲：“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533]則是在“涉世更變”之後，欲以此學傳家了。
考史事以發為議論，實際上也可算得老蘇的家學。歐陽修為蘇洵作墓誌，稱其“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534]，他向宋仁宗推薦蘇洵，也稱讚其所著文字“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535]；張方平所作蘇洵墓表，說他“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536]；曾鞏在《蘇明允哀詞》中對蘇洵文章作了高度評價，亦謂其“於古之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537]；而蘇洵所撰《史論》三篇，也被雷簡夫稱為“真良史才也”[538]。這些同代人對老蘇的讚揚，如出一口，可見他們所述的確是老蘇學問文章的主要特點。蘇軾兄弟以父為師，自然就承襲了這樣的家學。不但如此，司馬光給蘇洵妻子程夫人寫的墓誌銘也說“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539]，可見程夫人也重視以史學教子。以故，蘇軾嚐自述：“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540]毫無疑問，這是父母教育的結果。與蘇軾以史評著作《誌林》為他一生中最後的著述一樣，蘇轍晚年卜居潁川，也著《曆代論》五卷（四十五篇），並回憶說：“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541]可見蘇氏兄弟是很自覺地繼承老蘇史學的。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裏，王安石以“經術”主導著學界，正在興起的濂洛之學雖然還未顯赫，但已有了高談性命而忽視具體知識、學問的傾向，所以，蘇軾每欲以史學研究來糾正這個向空疏的弊病發展的傾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