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謂的“《春秋》學”，是古代“經學”的一個部門，與我們將《春秋》作為先秦史料來研究，有所不同。大致地說，它首先確認《春秋》是孔子手定的經典，從而也就確認它是有“書法”的，即不是簡單地記事，而是根據著某種社會理想，在文字間體現了儒家的曆史批評之原則的，所以能夠作為史學的指導，從中引發出一些史論方麵的課題，甚或論史的標準。這一些，在我們研究《春秋》時，都可加以實事求是的考辨，但論《春秋》學，則必須認為不疑的前提。因為，這裏要討論的並不是宋人對《春秋》一書的看法正確與否，而是他們以《春秋》學的方式所表述的史學觀點。如果認為《春秋》對相類史事的不同“書法”全屬偶然，無有作意，那也就沒有《春秋》學了。我們探討蘇軾的史學觀點，是在不懷疑《春秋》之作意的前提下，紬繹他對此作意的理解和他的發揮引申。
1.蘇氏《春秋》學
蘇軾沒有《春秋》學的專著，但蘇氏兄弟分注經典，是本著一致的學術觀點，故蘇轍的《春秋集解》也能代表他的觀點。張大亨《春秋通訓後敘》雲：“予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552]趙郡和仲就是蘇軾，可見他曾以《春秋》學授人，而《春秋通訓》今存，也可作為重要的參考。劉敞《春秋傳》的卷首，有一篇《春秋傳原序》，是後世刊刻此書的人所作，其中引石林葉氏（按即葉夢得）雲：“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553]這裏講的“蘇、孫之學”指的是蘇轍《春秋集解》與孫覺《春秋經解》，在南宋前期為學者“皆信之”，此時不但劉敞之書被目為穿鑿，而且已經問世的以洛學解《春秋》的代表作——胡安國的《春秋傳》也未被提及，可見其影響遠不如蘇轍之作。我們說蘇氏之學在南宋前期的影響大於程學，這裏又提供了一個例證。葉夢得此語還道出了蘇氏《春秋》學的特點：“近而易明”，與“用意太過，出於穿鑿”相對立。此外，《蘇軾文集》卷三自《論鄭伯克段於鄢》至《宋襄公論》十一篇，卷六《三傳義》十篇，都是直接論述《春秋》的。蘇轍有一篇《春秋論》，見於其手編《欒城應詔集》卷四，此文被誤收入《蘇軾文集》卷二。《宋史·蘇轍傳》後附族孫蘇元老傳，謂其“幼孤力學，長於《春秋》”，但我們目前沒有找到蘇元老論述《春秋》的文字，隻好付之闕如。研究蘇氏《春秋》學的資料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