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評，是宋人借以表達其史學思想的一種最輕便、靈活的形式，也可能是宋人著述當中最具有生氣的文體之一。它的寫作，不需要像史書那樣講求“史筆”，也不需要像正規的史學著作（如唐劉知幾《史通》）或史學論文（如《正統論》）那樣嚴謹，常常是以某個曆史人物或具體的曆史事件為評論的對象，亦不必麵麵俱到，全麵評價，隻需說出一得之見即可。內中或作考證，或生感慨，或正麵發論，或借為針砭，並無一定的限格。正像哲理隨筆之於哲學論文，文藝批評之於文藝理論一樣，史評之於史論，也是類似的關係。宋人的別集中大都收有不少史評，有些標為“史論”的，實是評論而非理論，應歸入史評。另外，筆記、題跋當中，也有很多是史評。從曆代著述的情況來看，史評大放光彩的時期，也正在宋代。對於我們研究宋人的史學思想，這是一宗極為可觀的資料，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文學價值。
蘇軾的史評著作，主要是《誌林》一書。他在海南島時給人寫信說道：“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嗬嗬。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597]由於年邁，他不能和兒子（蘇過）一起抄寫漢唐史書，但在課子抄史的同時，他準備寫一部專門的史評著作，曰《誌林》，不過沒有能夠完成。《邵氏聞見後錄》載：
蘇叔黨為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誌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於“武王非聖人”之論者乎？[598]
按七集本《東坡集》的《後集》卷十一，為“《誌林》十三首”，都是論史之作，其中第一篇即是講“武王非聖人”的；今存宋本《百川學海》所收《誌林》一卷，也是這十三篇；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總題“論”下注雲：“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誌林》，亦謂之《海外論》。”篇數稍有不同；現在通行的五卷本《東坡誌林》，其第五卷為此十三篇，標為“論古”。據這些情況來看，十三篇確是蘇軾未成的《誌林》一書中業已作成的部分，而且也隻有這十三篇。《蘇軾文集》卷五就是這十三篇的內容，但分成了十四篇，其中《論範蠡》、《論伍子胥》原當合為一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