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樣論“理勢”，仍嫌籠統。具體來講，“理”和“勢”的含義還有一些差異。論“理”的如：
齊高帝雲：“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645]
這一條，是從一般的事理上來判斷曆史行為的正確與否。不合事理的行為，必然不能成功；合於事理的，則不但能成功於當時，且可以成為“萬世法”，如他論秦廢封建設郡縣一事雲：
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並，齊、晉、秦、楚皆千餘裏，其勢足以封建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並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複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646]
這段議論，層次比較複雜，但總的意思是：廢封建立郡縣是“理固當然”，即使聖人複起，也不能改變的，應當成為“萬世法”。此是說“理”，但文中又提到了“時”與“勢”。蘇軾在《應製舉上兩製書》中也講過“時”（上文已引述），那是指“風俗”而言，這裏的“時”是指時勢。他分析了三代與東周的不同時勢，認為廢封建立郡縣是適合時勢的。在這裏，“時之所宜”是“理固當然”的一個內容，可見“理”的意思是比時勢更普泛些的。蘇軾又說，漢朝已認識到郡縣製是合“理”的，但又不得不仍有所封建，這是因為一時的具體形勢所迫，所以他讚同柳宗元的看法：“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就是說，封建製度是不合“理”的，它隻是曆史運行過程中的“勢”造成的，故終究要廢除。當然，考慮廢除的措施時則要因“勢”設法，不能像晁錯那樣魯莽“削藩”。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