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裏講的蘇軾“政論”，是指他實際麵對王安石變法這一政治事件以前，所發表過的政治主張。主要的內容是嘉祐六年（1061年）應製科前完成的《進策》和嘉祐八年在鳳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論》[706]。寫下這些政論時，蘇軾才二十幾歲，但由於蘇洵給了他別人難以比擬的教養，或者也因為他特別穎悟，故而這些政論已體現出很高的水平，不可輕視。在即將到來的關於“新法”的爭論中，比王安石、司馬光年輕了二十來歲的他，其議論已能廁於二公之間，不必依人門戶。即便是對他頗曾詆抑的王安石，也承認蘇軾有自己的“學術”（隻是“不正”或與他“素異”罷了），並不是附和著司馬光學舌幫腔而已，他甚至還認為蘇軾是司馬光的謀主，所以尤要認真對付，極力阻止其升遷，而且不擇手段迫其離京。從蘇軾在王安石心目中的分量，也可以想見蘇軾早年的議論已有相當的力度了。
積學深，見理明，議事切，規模遠，才會有力度。除了蘇洵的影響外，蘇軾早年的政論當然也是時代思潮激**下的產物。仁宗的四十二年“太平”，不但在王安石看來是“積貧積弱”的過程，其吏治的媮懶、財政的瀕臨破產、禁軍的龐大而無用等諸多嚴重問題，是有目共睹的。與王安石同時，關注著這些問題並思考著改革辦法的人並不少，因為自範仲淹、歐陽修振起士風後，一代士人都能感受迫切的憂患和改造政治的責任了。這種憂患感和責任感，在那些後來反對“新法”的官員如司馬光的身上，曾經表現得與王安石一樣地深切。劉安世回憶說：
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萎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707]
這個回憶大致道出了實情，但出於舊黨的立場，說得有點輕描淡寫的味道。實際上，士大夫中間要求革新政治、洗刷弊端的呼聲，自範仲淹以來是彌漫著朝野上下的。到仁宗末、神宗初，可說是群情激昂，王安石和司馬光無疑都處在這樣的時代性的激昂之中，甚至他們關於“新法”的爭論，也是這激昂的產物。蘇軾雖比他們年輕得多，但也麵對著同樣的社會問題，受著時代思潮的激**，在政治責任感的驅迫下寫出他的政論。